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
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
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
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
前，那狗当即撤了她一身n。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
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
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
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
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
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
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
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
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
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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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
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
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
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
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
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
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
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
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
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
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
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
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
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
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
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
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
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
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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