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
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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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
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
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
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
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
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r罩以外什么
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
开始做a。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
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
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
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
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
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
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
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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