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
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
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
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
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
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
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
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
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
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
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
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
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
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
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
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
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
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
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
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
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
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
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
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
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
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
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
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
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
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
又涨得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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