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
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
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
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
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
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
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
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
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
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
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
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
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
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
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
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
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
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
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
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
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
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
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7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
“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
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把
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
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吗？以我之见，有
一种必然他并不缺乏，但这不是他的爱情，是他的职业。他从事医学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
出于算计，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
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而分类中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
光y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
彼此相似——无论她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
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深刻。没有这种基本的愿
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
道。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而
且能坚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交道。一
个人的头部被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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