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自我仅仅是从自身获得情爱的满足，它就不需要外部世界。但是，由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所经历的经验，它又倾向于在外部世界中发现“对象”，因而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其内在本能刺激只能使它感受为一种痛苦。由于“快乐原则”的支配，这时产生出一种新的状态，这就是：外部对象，只要它是快乐之源，就会呈献给主体，并被主体之“自我”吸收进去，成为一种“内向投s”（该字眼为弗朗西斯所杜撰）。
与此同时，自我也将自身内部任何导致痛苦的东西投向（或归因于）外部世界（即投s机制）。
这样一来，开始时的“现实——自我”——它总是通过一种可靠的客观标准把外部同内部的区分开来——就转变成一种纯化了的“快乐——自我”，换言之，转变成一种把快乐看得高于一切的“自我”。
对于这个“快乐——自我”来说，外部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快乐的，这部分被它吸收进来，与自己结合为一体；另一部分则被它视为异己的。与此同时，它自身的一部分也被它切割下来，投s到外部世界，成为与它自己敌对或有害的东西。
按照这样一种新的徘列方式，就产生了两组对立叠合，即：自我——主体同快乐的叠合；外部世界同痛苦的叠合（更早些时候，被视为中性的）。
这就是说，当开始的自恋阶段被外部对象侵入时，又产生了第二种与爱截然相反的态度，即恨。
如上所说，自我的“目标”一开始是由自我保存本能从外部世界提供给它的。
不可否认，“恨”标示着自我同异己的外部世界的关系（异己的世界即不断地给予它痛苦刺激的世界）。
至于中性状态，则又可被看作是“恨”或“抛弃”态度的一个特例：因为它一开始时，就是作为“恨”的先导出现的，因此，在开始阶段，“外部世界”、“对象”以及被“恨”的东西，其实是一回事儿。只是到了后来，物体才呈示为自我的快乐之源，从而变成“可爱”的。
但这时它又往往被自我所吸收，并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纯化的“快乐——自我”，又一次把“对象”视之为外在的、异己的和可恨的。
但我们又注意到，正如“爱与无动于衷”的对立反映了“自我”同“外部世界”的对立一样，第二种对立，即“爱”与“恨”的对立，也再现了“快乐”与“痛苦”的对立。当纯粹的“自恋阶段”让位于“对象阶段”时，快乐与痛苦的关系就标示着自我同对象的关系。当对象变成快乐感情的源泉时，就产生出一种“运动”倾向——即一种想摄取对象，并把它与自我结合为一体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那造成快乐的对象”具有“吸引力”或“我们爱这个对象”等等。
相反，当对象是造成痛苦感情的源泉时，就出现了一种极力想增加和扩大对象与自我之间距离的倾向。它与对象的关系恰恰就是开始时那种极力逃避外部世界，以躲避其有害刺激的关系。这时，我们就从对象中感到一种“排斥力”，并开始恨它，这种恨还可以进一步强化，滋生出一种想消灭和毁掉这一对象的侵略性倾向。
当本能从一个对象获得满足时，我们很可能会说，它“爱”这个对象。但是，当我们说它“恨”一个对象时，听上去就有点不顺耳。这就使我们意识到，爱和恨的态度，并不是本能同其对象之间关系的特征，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同对象之间的关系，才可以用“爱或恨”等字眼表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用另一种有关爱和恨的口语表达时，就会看到爱与恨之含义的另一种局限性。
在提到那些有助于我们自我保持的物体时，我们一般不说“我爱它们”，而是强调我们需要它们，或许还要附加上另一种不同的语言成分，表示我们同对象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关系。—般说来，这种附加语言所表示的“爱”的程度要小一些，举例说：“我喜欢它”，或是“我赞同它”等等。
这样一来，“爱”这个字眼，便被逐渐专门化了，开始时，用于自我同其对象之间的一种“愉快——关系”，后来，又用于主体的性a对象，最后竟狭窄到仅用于那些能满足性本能升华之后需要的对象。
实际上，把自我——本能同性本能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也是心理学所要作的），同我们语言的使用方式是一致的。
例如，我们习惯上从来不说“某一种性本能成分”爱它的对象，而是觉得，只有在标示自我同它的性对象的关系时，才最适合使用“爱”这个字眼。
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只有当所有本能成分围绕着服务于生殖的性器官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时，才适合使用“爱”这个字眼。
众所周知，在使用“恨”这个字眼时，就不存在这种性a快乐和性功能的密切关系。
相反，这种关系的痛苦特征倒成了其主要的和决定性的特征。自我对一切成为其痛苦根源的对象都痛恨、厌恶，甚至想彻底摧毁它们，并不计较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其性欲的满足，还是因为它们仅仅能满足其自我保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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