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路过当年毕利格老人指挥打围的猎场。杨克感慨道：那次打围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咱俩总算亲眼见到过草原骑兵的骁勇善战。那还是一场普通的打围呢。咱们中学时下乡劳动也参加过农民的打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陈阵问道：你考虑过没有，为什么周秦汉唐时期华夏中原民族也曾把犬戎、山戎、匈奴和突厥打得落花流水？到汉唐时期打了几百年的恶仗，还灭掉或驱逐了强大的北匈奴和西突厥。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在文化上也是高峰林立，群星灿烂，为什么那段时期的华夏民族就那么厉害？具有气吞山河的阳刚雄健进取的民族性格？
杨克不假思索地说：我想那时候华夏族正处在上升阶段。上升阶段总是冲劲十足。
陈阵说：我认为，因为那个时期华夏民族的血管里“狼血”成份很浓，“羊血”倒不太多。人类脱胎于野兽，远古时期人类的兽性狼性极强，这是人类在几十万年残酷竞争中赖以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没有这种凶猛的性格，人类早就被凶残的自然环境和兽群淘汰了。但是兽性狼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危害也极大，如果一个国家里的人群全像狼群一样，这个国家的人群就会在互相厮杀中同归于尽、彻底毁灭。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不断抑制和驾驭人类自身的兽性和狼性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圣贤、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思考的根本问题之一。但是，如果完全或大部消灭了人性中的兽性和狼性，甚至用温和的羊性和家畜性来替代它，那么，人类就又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被残酷的竞争所淘汰，人类的文明也无从谈起。
因此，没有人类的半野蛮，就没有人类持续灿烂，不断跃进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条保留人性半野蛮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华夏民族力图走一条人性“无野蛮”的农耕式文明发展道路。形象地说，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狼”的道路，而华夏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顺利地从“古代野蛮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现代文明狼”，现在正朝着未来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演进。而咱们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阶段，而且还是南辕北撤。
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这条道路走得太极端，后来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狼群，其结果，二十四史早已记录得血流成河。再后来，世界变小，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杨克的谈兴也浓了起来，问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国怎么就走到这么一条绝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汉唐时期华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陈阵开始侃侃而谈：民族观环境所决定的。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耕生活摆布，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农耕性质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决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陆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顽强存留下来，而且在千年的商战、海战和贸易战中得到不断加强，后来又进入到现代工业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狼性越发骠悍，所以西方民族强悍进取的性格从来没有削弱过。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这种性格是西方后来居上并冲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观原因。
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这六大行业中产生出来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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