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的，你见过拖家带口的日本奸细吗？”我回骂道，尽管我知道这样仍然是于事无补，但是不骂出来我这口恶气可无地可撒。但我的哇却哭的更加凶了。
就在我们一时间僵持之时，迎面走来了一队人马，说是人马着实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骑着马。只见为首的一个上校“唰！”的一下，健步下了马，径直走到我们面前，上去对着那名方才拦住我们一家的丘八就是一枪。只听“砰！”的一声划过天迹，那丘八应声倒下，随后那名上校嘴里还骂咧着：“下三滥，党国的脸都给你们丢尽了。”骂咧完后上校才将头转向我们，直到这时我才看清他英俊的脸庞，是那么的轮廓分明，他漆黑的双眼炯炯有神，直勾勾的望着我，那是一种震慑人心的威严，同时他俊秀的脸庞又显得他是那么的儒雅，是的，这就是我未来的长官，张灵甫先生。
张灵甫先生对我的妻儿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然后朝身后唤了一声不知是谁的名字，那人立马迅速的下了马，代替原来被张灵甫先生毙掉的丘八来守卫我们的防空洞。其效率之高，动作之敏捷可见是训练有素。
个中缘由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最后我毅然抛下了我的妻儿，化身成为一名拿着我们自己产的全新汉阳造的打鬼子的中**人，不过这也是因为张灵甫先生承诺会给我的妻儿一个好的安置我才这样毅然决然的从军的。
在这里我要为张灵甫先生说一句公道话，张灵甫先生的脾气其实并不是那么大的，只因那天晚上川军27集团军杨森部作战不力，一夜之间就被日军从安庆逐出城外，致使整个战局呈现了被动之势。本来会战打的就并不尽入人意，杨森长官这一吊链，还不使得情况更加危急？后来先生更是勃然大怒，致电杨森长官说他是“轻弃名城，腾笑友邦。”不过这种事我们好像老会有人干，像什么济南、沈阳啦，都是的，说来又是一阵心痛。
哦，对了，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儿把他给忘了，他可是个很重要的人。虽然我并没有与他接触过，但是这个人却帮了姚子一家，是以我认为他是很重要的，因此不得不提。
武汉会战开始前一天，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的六月十日。姚子正在家外劈些烧火用的柴，这时，一名衣衫褴褛的青年经过了他家门口，对着姚子就是一阵冷嘲热讽。
“哼，你倒还有心情劈柴？”那青年经过姚子身旁时用极其微笑的声音冷哼了句。
即便是非常微小，但姚子还是听的一清二楚，是一字也未曾落下的。于是姚子便习惯性的回骂了句：“小子说话注意点。”
那青年听后便停住了脚步，侧脸望了望姚子家的房子，只见那房子早已破烂不堪，似是一栋随时就要倒塌的危楼，墙上的砖瓦也有些残缺了，只怕是在武汉这种时常下雨的气候环境中，家中人会经常遭遇的吧。青年再次冷哼了声：“就武汉这破地方，马上就要成废墟了，你们还是抓紧逃吧。”
姚子瞪了青年一眼，因为对于任何一名武汉人来讲，侮辱我们的母亲——武汉都是不可饶恕的死罪。但是姚子却也不是那么不明事理的，不，倒不如说姚子不是那么容易动手打人的，所以姚子强忍住怒火（当然，这些是事后他自己告诉我的，我看他叙述的那么眉飞色舞，就知道他口中的青年兴许还是挨了拳头的。），质问道：“年轻人，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啊，你哪儿的？敢这么说我们大武汉？带种的报上名来！”说完姚子还拧了拧拳头，做出一副要揍人的模样。
那青年闻言全身微颤了一下，接着似乎是使用上了他全身的力气艰难的蹦出了五个字：“南京，邱白义。”说完，他头也不回，继续向南方走去，直至他佝偻瘦弱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中，姚子这才反应过来。经此一事，姚子终究是下定了决心要去逃难了，于是当天下午，他们一家便挤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九日。
武汉会战已然持续了三月有余，在张古山激战的我们沉重打击了日军第106师团，特别是他们的基层军官伤亡更是惨重。那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加强力量。这在咱们整个的中国抗战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张灵甫先生带伤作战，率领我们与日军连续作战五昼夜，终于牢牢控制住了这块阵地。
子弹在身旁肆意的横飞，不断有人在突击的过程中倒下，鲜血四溅的阵地，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所极为不愿意回忆的一切。死的人好像得到了解脱，因为他们不必再冒着敌人九二重机的火舌，也不必冒着敌人狠狠砸来的七五山炮。他们不必在被子弹从胸部洞穿，也不比在被炮弹砸的灰飞烟灭连渣都不剩。也因此活着的人似乎才是最为倒霉的，他们还要饿着肚子去闻尸体烧焦的烤肉味，他们还要承受昨天还共吃一锅饭的兄弟离去的痛苦，曾几何时，似乎活着才成了最大的痛。没人想死，但也没人渴望这样的活着。
不过最后，正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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