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又把下到手机上的监控录像重播了下。办公室监控画面很糊，当事人没有来，余皓背对镜头，只是静静地站着听，没有过激举动。
教导主任忽然激动起来，说：“这是反社会人格障碍！你们看，看？尤其是把手表交出来时，那态度！明显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什么都无所谓了！”
团委书记：“如果是被冤枉的话，气头上说说，其实也还好……”
教导主任打断道：“以前档案上记录，就偷过同学东西，属于再犯了。看实际情况，实在不行就劝退吧，劝退以后，交给派出所处理，别刺激到他。”
辅导员觉得这么处理似乎有点太过简单粗暴，但也随之如释重负，其实他一直想要的，就是主任这句话。
学校教不了，去让社会教吧，进了社会以后就知道，学校有多宽容。否则万一再出现个马加爵，麻烦大发。
辅导员又说：“明天民警还会再来一次，我根据对方的调查结果，先写个申报材料吧，尽量翔实，附上派出所的笔录，让他确认以后，再签个字。”
本来这场对话已宣告结束，团委书记却忍不住最后问了一句。
“室友为什么不喜欢他？真的只是因为他比较困难？”
辅导员想了很久，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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